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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城中村及周边学校发生的事情(小说,修改

作者:admin 来源:www.pcdandanzoushi.com 时间:2018-08-13 阅读: 字体:

[原创]城中村及周边学校发生的事情(小说,修改稿)





















城中村及周边学校发生的事情(小说,修改稿)

这是一座快速发展的北方城市,在其发展历史上城市中曾有过大量的城中村。城中村即城市中的农村。原来这里是城市郊区的村庄,随着城市的发展,工厂和单位包围了这几个村庄,村庄的农民招工进城当了工人,村庄逐渐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在转化进程中,城中村仍保留着农村生产大队组织和部分土地,一部分村民仍然干农活,但全村已经全部是城镇户口了。柳寨村就是这样一个城中村。

柳寨村共二百多户人家,一千多人,只剩下三百多亩地。村里一半以上的年轻人在城市上班当工人,下地干活的多是中老年人和妇女。村北是城市的一条主要马路 ---- 长安路,再往北是一个大型国营棉纺厂和厂子的家属宿舍。长安路上有一所中学名叫长安路中学,离柳寨村很近。柳寨村村南有一所小学名叫柳南路小学,柳寨村的孩子们基本都在长安路中学、柳南路小学上学。

1968年夏季,工宣队进驻长安路中学、柳南路小学,从市师范学校毕业的一批新老师同时分配到这两所学校。

长安路中学召开批判大会,批斗学校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有十几个人,包括原校长、教导主任、老教师等,一字排开在主席台前低头站立。工宣队刘队长讲话,号召全校师生积极投入大批判热潮。

学校革委会副主任高二学生唐卫东身穿军绿上衣 ,腰扎军用皮带,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上台发言,痛斥原校长、教导主任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重用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师,用分数压制工农出身的学生。

随后是革命教师发言。新来的老师也不甘落后,一个叫沈致博的新老师上台发言:“我们在上学期间深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学校的统治,把培养接班人的阵地从修正主义分子手中夺了回来。我们是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新一代人民教师,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深入开展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台下的学生对沈老师的发言内容不感兴趣,对他讲话的口音和习惯动作却十分在意。学生中一部分是大型国营棉纺厂子弟,这个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有四千多名职工。建厂时从天津调入一大批技术骨干,他们一直说天津话,在棉纺厂家属区也盛行讲天津话。可能是感到当地口音太土,以讲天津话为荣。学生们听到沈致博老师讲话的当地口音,看到他挺直脖子目视前方的讲话姿势后,开始了议论:

“乡村老土,和柳寨村口音差不多。”

“瞧他讲话的样子,挺着脖子,目视前方,目空一切。”

“给他起个外号,就叫′沈直脖′”。

“好,和姓名谐音,以后就叫他′沈直脖′”。

柳南路小学五年级三班也在准备开批判会,批判学校的两个黑帮,一个是原总务组办事员何文魁,一个是原音乐老师秦文娟。

何文魁家是富农成分,本人中师毕业分在柳南路小学教语文。何文魁对当老师不感兴趣,课教得一塌糊涂,学生家长纷纷找校长要求换老师,于是就被调到总务组当办事员。办事员也要和学生打交道,何文魁偏偏是个死心眼,办事特认真。没有班主任的条子,不给学生更换损坏的桌椅。学生课余活动借的篮球、足球有损坏的,要学生照价赔偿,老师过来说和也不行。为此何文魁得罪了不少学生和老师。文革初期学生造反,将何文魁扣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专政批斗。

秦文娟四十一岁,爱穿花长裙,在音乐课上经常会进行独舞表演。她有艺术天分,遇到合适的音乐,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起舞。秦文娟的丈夫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参谋,后随部队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六年转业到本市,在一所中专学校当总务科长。文革开始后,秦文娟的丈夫被打到,罪名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秦文娟自然也成了专政对象,罪名是“国民党军官的臭老婆,坚持反动立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两个专政对象在高年级各班级间轮流批斗,五年级三班也跃跃欲试,要求参加批斗行列。五年级三班班主任是个29岁名叫刘桂云的女老师,中师毕业后参加工作八年。

课堂上刘老师进行批斗会动员:“同学们,下个星期三下午在我们班教室召开批斗何文魁、秦文娟大会。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两人的情况,大家根据这些情况写批判稿,可以增加一些自己掌握的内容。”

何文魁,男,32岁,家庭出身富农,1959年中师毕业分配在我校教语文。当老师期间,教学水平很差,遭到学生及家长的抵制。1961年起改做总务工作,基本能够胜任。何文魁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对新社会、新社会的学校、革命的下一代抱有仇视心态,在工作中貌似认真负责,实则尖酸刻薄,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给学生和老师出难题。

秦文娟,女,41岁,高中文化,1963年调入我校当音乐老师。秦文娟的丈夫原是国民党军官,后参加起义加入解放军行列,目前是所在单位的专政对象。秦文娟及其丈夫一直怀念旧社会的生活,对新社会报有仇恨。秦文娟对革命歌曲不感兴趣,经常在课堂上脱离课本增加一些所谓“新内容”,还即兴舞蹈。这些“新内容”都是一些封、资、修的货色,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情调。

很快就到了下星期,星期二刘老师将学生们交来的批判稿看了一遍。能拿得出手的只有两、三篇,其中王翔文写得最好,有三页纸。王翔文原来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作文一直是他的强项。王翔文家庭成分是资本家,文革开始后就不担任班干部了。柳智霞写的批判稿勉强能用,还需要充实一下内容。柳智霞是柳寨村村干部的女儿,大胆泼辣,有管理能力,在班上当班长。为了凑够四篇批判稿,刘老师不得不亲自动手修改三篇稿子。文革开始后,小学文化课很少传授知识,学生的作文水平很差并不奇怪。

为了造声势,刘老师定了李跃然带领喊口号,柳跃进、柳文斌押何文魁进场,柳秀芹、柳爱霞押秦文娟进场。五年级三班班上近一半学生来自柳寨村,姓柳的有二十多人,一些学生的姓名只差一个字,比如柳智霞、柳爱霞,其实完全是两家人,并没有亲戚关系。

刘老师还邀请了工宣队王师傅参加五年级三班的批判会。星期三下午,批判会准时召开。何文魁、秦文娟被押入会场。“打到阶级异己分子何文魁” 、“打到资产阶级臭小姐秦文娟”口号震天。

柳智霞第一个发言,念着念着突然卡壳了,有不认识的字,干脆不念这句了,接着下句念。王翔文第二个发言,他像在课堂上念作文似的声音洪亮,抑扬顿挫。两个专政对象已经习惯了这种轮流批斗,在讲台前面对学生低头站好,任上边批判什么,都回答“是、是、是”或者“我有罪”。批判会结束后,刘老师请王师傅上台讲话。

工宣队王师傅说:“五年级三班的这次批判会很成功。学生们就是要多经历这种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第一个发言的女同学很机智,有打磕的地方直接放弃,念下一句,很好。第二个发言的男同学像是在念课文,大家听得很清楚,可是没有表现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来。第三个、第四个同学的发言战斗性很强,就是内容少了一些,单薄了一些。同学们,要认真学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增长才干。”

班委会开会总结这次批判会。柳智霞说:“刘老师,下次批判会能不叫王翔文发言吗?换别人念他写的批判稿不一样吗?”

刘老师想了一下说:“王翔文的批判稿写得最好,不让他念,换别人念对他不公平。这对他本人也是一次锻炼。”

柳跃进不同意柳智霞的观点:“王翔文是咱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有用得着他的时候,让人家表现一下有什么不好?”

“我就是觉得王翔文前些年当学习委员吃得开,这几年不当学习委员了还吃得开,有些不服气。” 柳智霞不忿地说。

刘老师说:“前些年的情况我不清楚,我接手五年级三班后王翔文一直十分低调,乐意在学习上帮助同学,人缘很好。”

柳文斌接过话茬:“那是因为他出身不好,只能老老实实。”

刘老师总结大家的意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学校的统治,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领导学校。刚才工宣队王师傅对王翔文在批判会上的发言有看法,同学中也有看法。是我的问题,过分看重王翔文会写作文,想发挥他的作用,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认识问题。”

从此以后,王翔文就再没有上台念过批判稿,只能在下边帮同学修改批判稿。王翔文已经习惯被人摆布,不让上台就不上台。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长安路中学高三、初三年级的学生响应号召,到离市区50多公里的农村插队落户。柳南路小学的学生参加全市欢送知青下乡大会,在长安路两旁人行道上夹道欢送知青下乡。

知青们兴高采烈,在卡车上向欢送的人群招手。卡车驶出了市区,城市越来越远,个别女生开始哭泣,很快传染到全车。不知前面等待他(她)们的是怎样的生活。

王翔文的姐姐王翔茹在长安路中学上初一,学校组织学工劳动,学生们到棉纺厂顶岗上班。文革开始两年多了,厂子一直没有进新人,职工数量满足不了完成生产任务需求,于是中学生就成了廉价劳动力。十四、五岁的初中生,经过简单的培训后顶岗织布车间装梭岗位,两个学生顶一个工人的定额,还要照常“三班倒”。

王翔茹家离厂子较远,上中班(16:00-0:00)、晚班(0:00-8:00)有困难。同学李桂花伸出援助之手,李桂花让王翔茹将行李搬到自己家里,上中班、夜班和李桂花一起住,一起走。

织布车间织布机噪音很大,对面说话听不清。工人推着专用小车将织布梭子装入织布机,还需要不断巡视,看哪台织布机梭子用完停机了,及时换上新的梭子后开机。一个班下来相当于步行十几里路,劳动强度之大够这批孩子受的。长安路中学棉纺厂的子弟占了很大比例,他们从小就习惯了父母“三班倒”的生活。能有机会亲身体验父母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耀,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厂子对学生的生活补助为每人每月15元钱、10斤粮票,这在当时已经是不菲的收入了。一个学徒工一个月工资18.5元,粮食定量36斤,学生的待遇接近学徒工了。

学工持续了三个月,直到1969年3月份才结束。三个月中王翔茹和李桂花亲如姐妹,一起上下班。两人在家都是老大,王翔茹家是知识分子,李桂花家是产业工人。李桂花父母是厂子的建厂元老,1956年来到这座城市,厂子及家属区是按照苏联专家的设计建设的。李桂花一家都敬重有知识的人,尽管自己出身好,却从不歧视出身不好的同事及其子女。学工结束后,学校要求每人写一篇总结,李桂花请王翔茹帮助。王翔茹竭尽全力为李桂花写了一篇内容翔实的总结,自己的总结反而写得不如这篇。

柳南路小学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五年级三班到柳寨村进行调查。学生排着队到柳寨村大队部,路上学生们见到临街的几个住户大门一侧挂着一个黑牌,上面印有骷髅标记,下边写着“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坏分子***”等字样。同学们纷纷将目光集中到一个叫柳梅英的女同学身上,原来“富农分子***”就是她的爷爷。

柳梅英平时很少说话,在班上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柳梅英此时脸涨得通红,在大家的注视下低头不语。没有人主动挑事念牌子上的文字。这种类似希特勒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做法,在文革期间十分流行。

柳寨村革委会副主任接待了五年级三班学生,他介绍了柳寨村的基本情况和目前的大好形势,希望大家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及时汇报给村革委会。随后学生们分组,各组由家在柳寨村的学生牵头,入户进行调查。

柳智霞直接将自己带的一组学生领到自己家,由自己的家长介绍有关情况。柳跃进带了一组学生到大队饲养场进行调查。柳文斌带了一组学生到村里的一个老贫农家进行调查走访。家不在柳寨村的学生只能跟随着进行走访调查。刘老师跟随柳文斌一组。

社会调查结束后各组写一篇调查报告,每人写一篇心得体会。柳智霞一组的报告题目是《从柳寨村的历史看贫下中农当家做主的历程》;柳跃进一组的报告题目是《从柳寨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看共同富裕的道路》;柳文斌一组的报告题目是《从老贫农柳老海的家史看新旧社会的对比》。标题形式惊人的一致,显然是受了当时报纸上《从上海机床厂看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影响。学生们倒是比较认真,收集了一些数据,罗列了一些事实。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报告中多是一些政治口号的堆砌和强加于人的说教。

学生们写的心得体会最能反映学生的状况,下面不妨抄上几个学生写的心得体会。

柳智霞:旧社会柳寨村的贫下中农深受地主、富农的剥削压迫,是共产党解放了柳寨村,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地主、富农们不甘心失败,妄想夺回失去的天堂。这次社会调查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

柳跃进:通过调查柳寨大队饲养场的发展,了解到集体经济在不断壮大。在农村只有不断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提高社员生活水平。

柳文斌:老贫农柳老海在旧社会受尽了苦难,受到地主恶霸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柳老海衷心拥护共产党,感谢新社会给他带来的新生活。毛主席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反对他们,便是反对革命。”通过这次走访调查,深刻体会到广大贫下中农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李跃然:通过参加柳寨村的社会调查活动,了解了柳寨村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新社会翻身做了主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劳动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无限热爱毛主席。作为劳动人民的后代,我一定要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努力学习,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王翔文:通过参加社会调查活动,增强了自己的阶级感情。在旧社会柳寨村的土地基本上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广大贫下中农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是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解放了柳寨村,大家才过上了好日子。我一定要努力学习,积极向组织靠拢,努力克服自己受到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影响。

柳梅英:这次社会调查活动对自己触动很大。我家在旧社会的柳寨村属于富裕户,雇过长工剥削过穷人,我爷爷那一辈人愧对村里的父老乡亲。我生长在新社会,从小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学校、老师、同学对我都十分友好。我要在组织的帮助下进步,克服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对自己的影响。

长安路中学初中一年级语文课布置作文作业:写自己家的家史。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雇农、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等家庭出身的写革命史或者受剥削史;中农、工商业者、职员等家庭出身的写谋生史;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写剥削史。面对这样的作文题,王翔茹十分为难。王翔茹酷爱读书,小学阶段当过少先队中队委员,学习成绩一直优秀。她不知道该怎样写自己家的剥削史。

王翔茹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母亲是医生。父亲家是私营企业主,解放时被定为资本家成分。王翔茹的父亲解放前离家上大学,家庭除了供他上大学和给了他一个资本家出身,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王翔茹的母亲原是大家闺秀,1948年考入医学院,毕业后当医生。两个孩子聪明好学,成绩优秀,一直是家庭的荣耀。文化大革命彻底颠覆了这一切,一家人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

面对女儿的作文题,王翔茹的父亲说:“解放前你爷爷是怎样发家剥削工人的,我不清楚。我上学很早就住校,对家里的事情从不过问。你也不能如实地写,写了会说你态度不端正,对组织有抵触情绪。”

“那应该 怎么写?”王翔茹问。

“我经历过类似的事”。 王翔茹的母亲说:“单位曾经让每个职工写家史,我先把自己家大大贬损了一遍,然后就是检讨自己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认识到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职工在思想感情上的差距,决心努力改造自己,在组织的领导和督促下干好工作。”

“你妈是聪明人。这种作文题目,你就是认真写了剥削史,上边还会挑毛病,说是留恋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生活。一点不写,说你对抗组织,思想意识有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态度取胜,承认自己的长辈是剥削阶级,自己要和他们划清界限。注意是和家庭出身划清界限,而不是和家庭划清界限。你的父母并不是剥削阶级,而只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 王翔茹的父亲赞同地说,并做了提醒。

柳南路小学工宣队不满足于只是管理学校,他们要占领课堂,由工人给学生上课,打破知识分子统治课堂的现象。王师傅为五年级三班上的第一堂课是忆苦思甜。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控诉恶霸地主李三刀为了给自己去世的父亲大办丧事,竟然用水银毒死买来的穷人家的孩子,充当童男童女。王师傅显然是做了充分准备,以第一人称讲述,慢慢进入课本内容,将课堂气氛渲染得像是真的进入了丧事现场。这堂课大家感到很受教育,更加痛恨万恶的旧社会,痛恨地主阶级。

刘老师作课后总结,她说:“王师傅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课,这样好的教学效果我绝对做不到。这说明我们必须向工人师傅学习,工人阶级完全能够占领学校课堂阵地。课后大家每人写一篇心得交上来,要结合课文和王师傅的讲课,谈自己的感受和收获。”

地主用童男童女殉葬,听了令人发指。历史上有封建帝王驾崩时,其嫔妃、奴仆跟随殉葬的记载。把这种事安在地主身上,完全是意识形态的需要,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如果真有个别的几例,也一定事出有因。为了政治需要,随意捏造事实,煽动仇恨,是文革中忆苦思甜的常见套路。四川地主刘文彩的水牢、辽宁地主周扒皮的“半夜鸡叫” 文革后被揭露出纯属捏造。小学语文课本中地主李三刀用童男童女殉葬给父亲办丧事一文,也完全可以判断是虚构的。

王翔文参照姐姐王翔茹写的作文,按照同样的套路写了一篇心得。刘老师看后比较满意,在王翔文的心得后面写了如下批语:“认识深刻,行文流畅。看得出你在用心听课,用心写作。希望今后多靠近组织,积极要求进步,为班集体争光。”

转眼到了1969年5月,长安路中学组织初一年级学生到部队农场学农劳动。部队农场位于城市西北20多公里。滹沱河畔土地肥沃,延绵十几公里全是各单位的农场。男生的任务是将秧苗运到地头,女生的任务是插秧。王翔茹刚好来了例假,可以向老师说明不下水插秧,改干别的农活。但王翔茹不愿意这样做,一是不愿意离开女生集体,二是不愿意别人说自己有资产阶级小姐的娇气,三是不愿意放弃这次难得的锻炼机会。于是就没有告诉任何人,坚持和大家一起插秧。

稻田水温只有二十多摄氏度,赤脚踩在泥里稍有一些凉。大家干劲冲天,你追我赶,一排排插好的秧苗渐渐出现在身后。插到地头,回身一看,很有成就感。前两天王翔茹没有感觉到什么,心想这次例假可能就这样过去了。谁知第三天一下到田里,肚子就开始疼,越来越厉害,脸上开始冒虚汗。同学马上将她送到部队卫生所。面对大夫,王翔茹只好说实话,这两天来例假了。大夫说:“例假期间不能受冷你不知道吗?如果造成严重后果甚至会影响你的人生。”开了一些止痛药,嘱咐喝热的姜糖水,不要再下田插秧了。

晚上讲评时,班主任老师表扬了王翔茹带病坚持劳动,同时说并不提倡这种做法。女生有特殊情况的说一声就行,千万不要不好意思。男生在下边起哄,嚷嚷“用我们代替女生插秧吧,我们没有特殊情况。”男生的起哄提醒了老师,便安排六名男生改做插秧,六名女生其中包括王翔茹,改做运秧。

调换后的效果出奇的好,男女生之间似乎有了某种默契,相互竞赛,又相互帮助,过去相互从不说话的男女生之间,也有了交流。这就印证了一句老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1969年9月战备紧张,各学校突击挖防空洞、防空壕。柳南路小学将操场规划成了纵横交错的防空壕,由高年级学生轮流参加挖防空壕劳动。六年级三班柳寨村的学生在家多数干过体力活,挖防空壕自然比六年级一班、六年级二班(这两个班柳寨村的学生只占了不到三分之一)有优势。

柳跃进别出心裁,在防空壕的侧壁上掏了个“猫耳洞”,可以容下两个人。这一做法立刻受到工宣队的表扬,号召尽可能多挖“猫耳洞”。但却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土质,遇到沙土层很容易塌方。

一天,挖防空壕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一个正在挖的“猫耳洞”塌方了,将一名学生埋在里面,只露出两只脚。一名工宣队员奋不顾身跳下去,用双手扒开沙土,救出被埋的学生,背上学生就往学校医务室跑。因抢救及时,学生脱险了。从此再不提“猫耳洞”的事了,在沙土层挖的“猫耳洞”全部填埋。在好土层挖的“猫耳洞”,顶部敷上木板,下面支上木桩,防止塌陷。

这座城市有“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厂矿之一华北制药厂,是全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厂。该厂的淀粉分厂每天产生很多玉米残渣下脚料。将玉米残渣用蒸汽加热至100℃以上,冷却后用泵打入储罐,就成了喂猪的好原料 ---- 泔水。这种泔水有甜味,猪很爱吃。

华药的泔水票只发给各单位,不对个人出售。柳寨村饲养场每星期拉两次泔水。单位拉泔水用大车,大车上固定着一个铁质大罐,罐顶部有一个方形漏斗状进口,后部有一个圆形出口,出口焊接了一根直径30-40公分的铁管,铁管上套上橡胶管。

城中村生产大队给每户社员按期发泔水票。社员家拉泔水的容器是一只空的200升汽油桶,也是顶部焊上进口,后部焊上出口。每张泔水票只能拉一汽油桶泔水。柳寨村的孩子几乎都到华药拉过泔水。

王翔文也有和父亲一起去华药拉泔水的经历。自1968年3月起,王翔文的父亲在单位被下放劳动,先在车间干了一年,后转到食堂干杂活。食堂养了几口猪,拉泔水的活也得干。

暑假期间王翔文没事,想跟父亲经历一下拉泔水,父亲同意了。一大早王翔文父子两人拉车来到华药淀粉分厂,只见等候拉泔水的拖拉机、大车、小车排成了长队。等了一个小时终于进了门,广场边上有一排高架大罐,一排鹤管垂下来,鹤管上部有阀门,由管理人员控制。将泔水票交给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打开阀门,开始装泔水。泔水有时稀一些,有时稠一些。于是有的人便将稀泔水先放空一些,等变稠了再放入容器里。管理人员不允许,但看管不过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喊一喊算了。在回来的路上,王翔文看到柳智霞、柳文斌各拉了一辆小车也来拉泔水。他不想让同学看见,将草帽帽檐拉低,在车后边低头推车,等两人过去了才抬起头来。

柳寨村在周边单位外围有几片地,种了土豆。收土豆时,地边聚集了一群周边单位的孩子,在等待捡拾落下的土豆。土豆收走后,孩子们立刻开始在地里找寻,有不少收获。傍晚时,王翔文也去那块地里转了一下,找到一些小土豆,大的已被人捡拾光了。

1970年春季,“一打三反”运动席卷全国。在这次运动中柳南路小学出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召开高年级学生大会揭发批判一个学生,另一件事是揪出一个“胆敢反对工宣队的反动教师”。

六年级二班学生李月林是市委机关的孩子,家住柳南路小学东边的市直机关大院。市直机关大院破获了一个“流氓团伙”,李月林与该团伙的个别成员有牵连,被公安机关点名,没有被抓起来,要求所在学校进行批判教育。

李月林先是被学校工宣队宣布隔离审查,然后发动六年级二班学生进行检举揭发,在此基础上召开五、六年级学生大会。李月林出场时,身后跟着两个大个男生,以示“押送”。 李月林拿出自己的检查稿,念着念着就开始哭泣。他是真害怕了,不知道下边会遇到什么情况。接着进行揭发批判,六年级二班市直机关大院的学生纷纷上台检举揭发。有当面质问李月林的,有念事先写好的批判稿的。学生们知道,这是一次阶级斗争考验,必须表明立场。只有积极参加检举揭发,才能证明自己的阶级立场。

“胆敢反对工宣队的反动教师”是三年级语文老师张慧珊。张老师三年前曾经教过现在的六年级三班,大家并不陌生。前几天张老师被隔离审查了。刘老师按照工宣队统一布置的说法在课堂上对同学们说:“张慧珊一直对工宣队心怀不满,最近公开顶撞工宣队长,说什么***(一名工宣队员)不能代表工宣队。还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工宣队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 现在工宣队决定停止张慧珊的工作,进行隔离审查。”

张慧珊老师隔离审查的房间就在六年级三班隔壁。课间休息时,正好张慧珊在一名工宣队员监护下离开房间去厕所。六年级三班的学生乘机起哄,有喊口号的“张慧珊必须老实坦白交待”,有用粉笔头直接砸向张慧珊的。五分钟后,张慧珊回来时更进了一步,柳智霞抓乱了张慧珊的头发,柳文斌趁乱在背后踹了张慧珊一脚。负责监管的工宣队员只是象征性地阻止了一下,推张慧珊赶快回房间。

周日长安区召开“一打三反”运动批斗大会,柳南路小学五、六年级学生参加。被批斗的是各单位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揪出的“阶级敌人”, 张慧珊也在其中。

两名柳南路小学的年轻女教师押着张慧珊站在台前。像文革初期批斗走资派一样,让张慧珊老师坐上了“喷气式”,头被按下去,两臂被高高抬起来。上台发言批判张慧珊老师的竟是六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刘桂云老师。大家本来是一所学校的同事,相安无事,现在却要兵戎相见,你死我活。这是文革撕裂社会,人为制造对立的结果。

1970年6月份,长安路中学初中毕业班进行毕业教育。沈致博老师对学生进行“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育。学生们不愿听他的说教,在下面开小会。

沈老师叫起一个男生,问道“说说看什么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你准备怎么执行?”

“我从来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种准备是进厂当工人,一种准备是入伍当兵。”

“没有做下乡准备?”

“我们家已经有一个下乡的了,这次轮不到我下乡。”

“你这样实际上是只有一种准备,到时候政策不允许怎么办?”

“一种就一种,反正我不下乡。”

“你这是公开对抗毕业教育。”

“你还不如说我是公开对抗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呢,那样罪名更大。”

“你怎么不识好歹,我那样说了吗?毕业前夕不要意气用事,省得给自己惹麻烦。到时候分到一个差单位,再后悔当初自己的态度就晚了。”

学生们纷纷打圆场,为那个男生帮腔:“沈老师,他也是留城心切,不要太在意。不是都说我们这届毕业生都分在工厂吗?大家盼望已久,能给大家透露一点消息吗?”

“具体分配方案我无权透露,大家还是做好准备为好”。

一周后,学校公布毕业分配名单,基本分配在市区几个大型国营工厂,个别几个男生分配在离市区三十公里的军工厂。学生们兴高采烈地鼓掌欢呼,这届毕业生不用下乡了,这是天大的好事。沈老师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真是活思想大暴露啊。”

王翔茹那年才十六岁,被分配在一家机械厂的锻压车间当工人。该市1969年、1970年连续两年初中毕业生全部留在城市,也算这批学生走运,不用受下乡的苦。尽管他们只有十六、七岁,很快就成为了熟练工人。

柳寨村村北的地1968年因建设“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被全部征用,村里的青壮年又有一大批被市里的工厂招工,下地干活的只剩下老年人和妇女。1973年柳寨村的土地全部被城市占完了,饲养场不办了,大队办了两个加工厂,一个餐饮服务社。过去下地干活的劳动力全部转到集体企业。男社员超过60岁,女社员超过50岁办理退休手续,由大队按月发放养老金。柳寨村除了住房,已经完全城市化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柳寨村村办集体经济迅速发展,成立了柳寨集团公司,为村民建了楼房。

长安路中学对面的大型国营棉纺厂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走下坡路,厂子经济效益逐年下滑,最后被一家民营企业兼并重组。

长安路中学2000年后发展成为一所重点高中,学生人数超过两千人。柳南路小学柳寨村的学生比例逐年减低。原因是柳寨村的下一代有一大批已搬离柳寨村,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柳寨村的孩子也和其他单位的孩子一样住着楼房,每天由爷爷、奶奶接送,看不出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上个世纪文革时期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回想起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还会有一些惆怅和感慨。时光荏苒,人生无常,具体到一个人,在历史进程中往往会显得十分渺小。

故事中的人物原型现在都是老年人了,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那个年代人们似乎觉悟很高,每天不知疲倦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现在看来都是些有悖常理的疯狂。对他们来说青春岁月不堪回首,那里有意气风发的畅快,也有说不尽道不完的痛苦和忧伤。

(2017.7.18.-7.27.完稿发到凯迪网上,2018.3.27.做个别文字修改,添加照片后,再次发到凯迪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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